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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1日，杜威结束在中国两年多的讲学回国，胡适在杜威回国前一日晚上赶写成《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作为送行

胡适在文中总结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同时指出，“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在11个省做过演讲，胡适在此期间不仅承担了杜威在北京和山东、山西演讲的翻译工作，而且自己也演讲或撰写文章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学制改革、新教学法的推广以及平民教育等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胡适所做的相关努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巴黎作出了把山东让与日本的决定后，中国被击垮了。它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这是杜威的《中国的学生反抗》中的一段话。

已经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杜威，1919年初和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曼赴东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游。当他们从旧金山准备启程时，收到东京帝国大学邀请他到日本作讲学的致电，他欣然答应后，又接受日本其他学术团体的邀请，增加了很多场次的讲演。杜威到日本并没把中国列在他远东之行的计划内，但他的中国学生胡适、陶行知急不可耐地发出邀请，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经日本，登门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5个学术教育团体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才有了杜威的中国之行。

杜威1919年4月30日下午从上海下船踏上中国土地，5月1日在家书中说：“我在中国睡了一晚，但是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中国还没有映入我们的眼帘”。但他由挂一国牌照的车不能进入另一个区域敏锐观察到上海租界的存在。杜威十分细致地观察中国的饮食男女，在5月4日的家书中依然只讲到缠足女子和商场见闻，未提及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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