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由我来为骆叔叔写这个“序”。

可现在不由我来写，又能由谁来写呢？

那些德高望重、了解骆叔叔的人，可能已经拿不动他们的如椽大笔。

再往下数，大概我就是和他关系最深，而且还写得动的人了。

但这算不得序，只不过是略述一个优秀的作家和文学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文学著作出版的艰难。

十二年前，我在《帮助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那篇文章里，追溯了我们之间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关系。

但在我到了北京文联，我们在一个大锅里吃饭后，关系反倒疏远起来。除了在必不可免的会议上打个照面，已经难以找到昔日的亲密。

在很多事情上，他生了我的气，我也生了他的气。可以说，我们分道扬镳了。尽管我时不时地还会找出他的小说研读一番。

有时我想，我干吗要长大，干吗要有自己的看法，而不像小时那样，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地盼着我们长大，可随着我们的成长，却越来越让他们为之伤心。

《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篇小说，让他十分不悦，他对那篇小说的看法，和当时《光明日报》上批判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不过他白生了我的气，因为他从未对我本人发泄一番，或把我大骂一顿，而是让别人——比如组织——把他的意见捎给了我。

像我这样冥顽不化的人，组织又能怎样造就我？人们把我从小到大、几十年地造就下来，不过如此。

而我对他在一九八六年整党中的某些做法非常不满，以至在会场上表示，如果这样整下去，我就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最后，更因为我们对某个“政治事件”的根本分歧，彻底地失去了对话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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