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之所以在政治学说上不能自成一家者，实在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胡氏博大精深的学问原来就是个什锦大拼盘。其中训诂辞章、文学流变、先秦思想、释老精义……都可说是无双美味。社会科学原是他那大拼盘中最中看不中吃的一锦。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五四运动史》的作者、老友周策纵对胡氏的批评，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一个学者如对新兴的经济学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他对现代的政治问题本来也就无置喙余地！

不特此也。胡氏对他成名以后才逐渐发展的其他多种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史学等等，也未尝钻研。如笔者老友杨龙章今日所搞的所谓“群体社会学”（mass sociology），真是胡先生连名词都未听说过。因而随工业革命而起的名目繁多的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有远见的孙中山先生1896年在伦敦脱险后已见其征兆，而1950年在纽约的胡适之先生仍未感觉其严重性，而只醉心于工业革命前期的桀苻生和科玄交替时代的杜威那一套，那就未免与工业化后期的世界现势脱节了。

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真是多来兮！如果哲学家们置这些问题于不顾，而奢谈明心见性的教育，那就开倒车回走三百年去搞程朱陆王了。阳明山高已哉！但是那位龙场驿丞却不能解决大纽约断电期间的三千五百件抢案！

所以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要“扶得东来西又倒”。良相与良医所服膺的原则原是一样的，医人医国首先都得把病理搞清楚，否则药石乱投，压低了高血压，又激起了肝脏炎，那病就害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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