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他对“超自然”（super-nature）没有兴趣，也无“感性”（feeling，perception）。胡适是不会做祷告的，甚至“静默三分钟”一类的宗教性的仪式他也受不了。为着了解佛家的“思想”，胡氏把佛“学”——尤其是禅宗——研究得相当的精深，但是对于“禅”，他只是“参”而不“悟”。他晚年曾与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笔战得相当激烈。焦点所在在笔者看来，便是胡氏是倾向于理性的禅，而铃木则倾向于感性。从理性出发，则胡氏便一直认为佛教基本上是个可解而不可学的、无用的东西。这在佛家看来就是他没有“佛性”或“慧根”，因而“与佛无缘”。在基督教士看来，他就是个“异端”（pagan），尚有待于上帝的感化。

胡氏这个老顽固的反佛非耶的坚定立场，是写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人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也者，在西洋便是扭开中古神学和繁琐哲学的枷锁而恢复自由、开朗、淳朴的古代文明。韩文公在思想上“原道”，在文体上复古，也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文艺复兴”。胡适被洋人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在这方面倒没有什么太离谱。“胡文公”和韩文公时代上虽相差一千余年，他们俩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大同小异的。

再者，在思想上复古，在现代的科学文明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有时反而是进步的。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那“追求意义”（pursuitof meaning）和“追求真理”（pursuit of truth）——也可说是“循名责实”——的两股思想主流之内，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是唯一没有在“追求真理”上白费气力的原始文明。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我们的文明一开头就以“人”为本。与“人”无关的“玄而又玄”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生过大根。纵是在谈玄最盛的六朝，玄学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茶余酒后的“清玩”而已。中国思想家穷宇宙之秘的只有朱子以后才稍稍搞出点“无极”、“太极”的东西来，那是受了佛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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