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一辈子劝人写传记和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因此他老人家第一次向我“谈学问”也是从“传记”这一门“学问”开始的。原来，1952年我曾在林太乙所编的《天风》杂志上写过一篇“传记”叫作《梅兰芳传稿》。胡氏看过之后便和我大谈其“传记”来。

我记得我写那篇小文的动机原是林语堂先生引起的。有一次我们一批同学自海上钓鱼归来，林公伉俪留我们晚餐，因而谈起了他们父女在纽约办杂志的计划。林先生听说我是学历史的，就说：“你将来也可以写写当代名人的传记。”他并举出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等名人做例子。我当时就说这些大传记他老人家可以写，我们这批无名小卒不能写。写了，也没有人看。我认为看闲书的人通常只注意两件事：“题目”和“作者”。如果“题目”既不新鲜，“作者”又不知名，那么谁愿意浪费时间去看呢？所以我向林先生说，我要写的话我就写梅兰芳、胡蝶、杜月笙……如此，则读者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老几，但是看在“题目”份上，也得“浏览”一下！

太乙显然同意我的看法，所以在她的杂志出版时便把这“题目”登了个预告。于是我就变成胡适之所说的“逼上梁山”了。

那时的海外出版品毕竟太少。《天风》几乎变成个垄断企业，读的人很多。林先生的老朋友熊式一、徐訏、曹聚仁诸先生都相率撰文捧场。我们这批企台文人因而也就变成林家性灵文学班子里面的“龙套”了。斯时对拙作特别发生兴趣的要算是台北一位老作家（已忘其名）。他热爱梅郎，乃把拙文几乎一字不易地收入他那什么“楼”的文集里去，算成他的“作品”了。这也是当时一支有趣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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