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和我做上述的谈话不久，《天风》就关了门，所以我的“胡适的传记”写作也就未能“试试”了。可是胡先生自己这时却正忙着替别人写传记。他那本《丁文江的传记》的写作已近结论的阶段。他把部分手稿给我看，并说了许多有关丁在君和齐白石的故事给我听，以及传记写作的方法等等大道理。

试翻胡氏这两本传记，老实说，我倒嫌他老人家笔端缺乏感情，文章不够“渲染”呢！拙著《梅传》虽然是为赚林太乙的稿费而执笔的，但也不是绝对胡乱“渲染”，瞎写一泡！因为笔者那时刚读毕哥大历史系讨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名著的一门必修科。侥幸及格，自觉颇有心得，因而把梅兰芳请到前台来试试我那现炒现卖的“新方法”！

传统的西方史学和传统的东方史学原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名著原来也是文史不分的。古典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等等也都和我国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一样，史以文传！乃至近代英美历史学者如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麦考莱（Thomas B.Macaulay，1800～1859）、格林（John R.Green，1837～1883）、韦尔斯（H.G.Wells，1866～1946）、丘吉尔，和笔者的老师芮文斯、康马杰等也都是英语文学里有地位的作家。那时我在课堂上便时时听到一些颇有文采的老师把当代一些有“史”无“文”的作品选出来作为批评的对象。若辈所言可谓深得我心，所以笔下才不揣浅陋也把林语堂的“性灵”搬上了梅兰芳的舞台；以“性灵文学”来配“梅郎传奇”不是天生一对、地生一双吗？笔者的大胆虽是画虎不成，多少也是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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