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时就有巧合。正当我们为口述历史职业化动脑筋之时，忽有一位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Robert A.Burton）君自西雅图转来纽约。卜君于1949年脱离新闻界之后，便自福特基金会申请一笔研究费，留在香港访问中国共产党创造者之一的张国焘先生。工作经年，积稿数百页。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卜君之“计划”（project）原是由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出面“赞助”（sponsor）的。稿成之日，卜君经该校介绍来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Chinese History Project）从事校订工作，因为这个“研究部”原是哥大、华大两校联合设立的。

笔者为着糊口，那时也在该部做个“半时研究员兼翻译”，因而与卜君朝夕见面。罗拔是位十分爽朗热诚的美国青年。我们个性相投，所以很快地便处得如兄若弟。半时工作不够糊口，笔者又在哥大“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兼一个“半时助理研究员”，作为该所代所长C.Martin Wilbur（后取中文名曰“韦慕庭”）教授的研究助理。

“中国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题是“汉代社会史”；韦慕庭教授的研究范围则是“北伐”；而笔者本人有待完成的博士论文则是美国内战期间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时的“研究工作”，说来可笑，我上午搞汉书，下午参加“北伐”，夜晚钻美国档案。一日三餐前后所“研究”的是三个毫无关系的学术题目！

好友罗拔对我这“一鸡三味”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既然学位已快读完，就应赶快脱离这三个不同的“势力范围”，来自己招兵买马，像他一样做个“割据一方”的“小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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