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拨助之下，果然渐次形成了。我也被指派为胡公的助手，正式工作。胡氏也尽释前嫌，开诚与哥大合作。他要我拟订一个“访问计划”，我也就遵命拟订了一个志大才疏的“工作大纲”。

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关他自传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个队，并择要整编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访问”（interview）方式来填补这些著作的“空白”，作出个详细的“胡适年（日）谱”；第三步再根据这个系统中的高潮，择要而做其文章——一方面我可以帮助“胡适”“口述”其“自传”；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可以根据这个系统和资料，从旁补充而评论之。

哥大已退休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先生（《红楼梦》和《阿Q正传》的译者），就反对人写“自传”。他说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当然，“胡吹”的自传，实在太多了。有的甚至吹得太离谱了。

但是“自传”这个东西也是个“两刃刀”——它能帮我辈没啥可吹的人“胡吹”一泡；它也限制了大有可吹的人，使其不能充分地“自吹”。各政党的高层领袖们，新旧两派的尖端学人们……他们都大有可“吹”之道，但是写起自传来却不能自吹自擂。

所以“自传”和“传记”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自传”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传记”是“史学”，是有训练的历史学者的工作。写“自传”的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所保存史料的价值，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定；他要凭自己的记忆力、组织才能、见识和私德来写作，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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