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里，我个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教了将近十年的“中国目录学”（Chinese Bibliography）。在史学这一部门之内，我把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三大派：一、中国传统史学派；二、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三、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

史学里本有“史实”（factual history）和“释史”（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两个重要部门。史学家治学的目的第一便是在追求真实的历史；第二步便是把可靠的历史事实“概念化”（conceptualize），以期逐渐摸索出历史事实演变中可能存在的“客观规律”（objective reality），或可能不存在的客观规律。“不存在”的本身也是一种“存在”、一种“规律”。事实上，杨振宁、李政道两教授就是研究宇宙中的一种客观不存在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这对我们学历史的也应该有所启发。

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治学之人不应对任何一种学说未加深入研究，便囫囵吞枣地对它存有成见。各派学者之间应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相互观摩，相互学习。绝对无法协调的理论也可和平共存，彼此尊重，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学术不是政治，无相互排斥之必要；学术也不是军事，两军对阵，一定要以胜利第一的心情，不择语言，不择手段，非打个你死我活不可。

作为一个目录学教师，我个人当年便认为我的任务只是对受教诸生把各学派做个客观、平实而详尽的介绍，不以私见去妄事臧否。同样的，作为一个名大学的研究生，学生本身也已经是个学者，学者便应有为学的独立见解。授课者只是把知识传播给他们，是非之间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大学教授不应自贬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学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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