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4年我在战时安徽省会立煌的安徽学院教授西洋通史开始，时至今日，我在中外各大学做历史教师，断断续续的已经有四十多年了。由于啖饭之需和环境所迫，我几乎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过。个人所知有限，误人子弟，中外皆有，思之惭汗。但是个人教书却也因此养成一种比较教学的习惯——喜欢把各种不同的民族史排列起来做比较讲解。这种教学方式在历史科学里本来就叫作“比较史学”。只是我原本无心，而阴错阳差地误入此行，终于逐渐陷入而不能自拔罢了。

通性、特性，必然、偶然

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说，我个人总认为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之内是有其“通性”的。这也就是说，世界上虽种族各异、立国有别，但在历史的发展上是具有若干共同规律的。可是我们这个占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庞大民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过程，当然也自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因此我们这部中华民族史的形成，便是在这“通性”与“特性”交互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再者，在这些发展程序中，其制度更迭之轨迹，以及潮流变易之渠道，更受有“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之干扰。“必然”的发展且往往为“偶然”事件所截堵；而“偶然”的发生，也往往引出“必然”的后果。这种“通性”“特性”、“必然”“偶然”交互影响所造出的史例，在三千年历史上是数不胜数的，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是任何形式逻辑上的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对立统一和挑战反应

因此，笼统地说起来，当今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历史哲学家马克思和汤因比，都过分注重人类历史发展上的“通性”和“必然性”，而过分忽略有同样重要性的“特性”与“偶然性”。以致中国历史所提供的无数史例，却成为今日历史哲学上这两大宗派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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