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胡适之先生逝世时，我在纽约未能作比较郑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写封长信给胡夫人；二、作纽约追悼会上四个发言人中的最后一位（据说“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电报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发言删掉了）。今天来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补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赍恨以终，死不瞑目。我们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个“胡适的复活节”来，所以我用了“卷土重来”这个成语做讲题。胡氏其人虽死，其说长新，又将光照天下。我是为着这一点，特地自纽约飞来参加的。

我是胡适最失意时期的学生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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