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三千年思想史的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影响我们全民族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最深最远的两位思想家，当然就是孙文和胡适了。

这两位先哲的影响所笼罩的社会幅度和渗透民心的深度，以及传播其影响的方式和方法，虽大有不同，有时且相互抵触，但是他二人之“道”，却可一以贯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则皆是“截西补中”的。

本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贯注的，则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可是在这中西各有短长的“实在”（reality）情况之下，西洋人的经济现代化，和随经济变化一时俱来的文化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皆比我们早了两百多年，因此，在我们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匆忙地跟进的过程中，我们向他们学习的程度和需要，便远超过他们向我们学习的程度与需要了。换言之就是，我们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国留学，他们却没有大批来华留学的必要。

孙、胡两先生早期思想的出发点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他们深知西方之长，也深知我们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毕生的事业，便是择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了。但是“补中国之短”，并不一定要“舍中国之长”。问题是：什么是“长”？什么是“短”？在这“长短”的衡量与取舍之间，又怎样去“截长”？怎样去“补短”？近百年来，他二人便是领导我们作这项选择的最伟大的两位导师了。

当然，近百年来在思想上指导我们采西补中的大师，正不知几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数数看：自林则徐、魏源而下，到容闳、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现代“思想家”。但是这些学者或政客，他们多半对所谓“西学”，可说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论——不像孙、胡二公，是自有其融会贯通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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