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海明威关于写作的寥寥几次对话，我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罗马海岬埋伏等待德国渗透者上岸那个夜晚的交流。我最常想起的，是海明威四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在“比拉”号上的对话。然而此刻我所想到的，却是另外一番对白。其实那一次，海明威并不是在和我交谈，而是在山庄的游泳池边与赫雷拉医生聊天。我只不过是恰好坐在旁边，有机会聆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罢了。

当时，医生问海明威，作为一名作家，他如何确定何时为一部作品画下句号。

“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吧。”海明威答道，“要是不停写下去的话，永远都没有尽头。你不会愿意和自己创造出的角色说再见的。你的脑海里一直在用着书中特有的语言风格进行思考，你不想结束这种状态。这就像是与一位朋友生离死别一样。”

“我想我懂了……”医生将信将疑地说道。

“你还记得吗，两年前，直到完成《丧钟为谁而鸣》，我连头发都没工夫去打理。”

“是啊，”赫雷拉医生说道，“当时你头发很长，看上去糟透了。”

“唉，其实7月13日完成那部小说之后，我并没有真正停笔，我生日那天还在继续写呢，就像是在写它的后记。我写了塞戈维亚失守之后卡尔科夫与格尔茨将军的会面，写了他们两人驱车共同返回马德里，还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了安德烈斯造访‘比拉’号和帕博罗废弃营地的事。安德烈斯俯瞰了峡谷中的桥梁残骸……诸如此类的废话。”

“欧内斯特，你为什么说那是废话呢？”赫雷拉医生说道，“这些东西不是很有趣吗？”

“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必要写出来，”海明威端起汤姆·柯林斯鸡尾酒喝了一口，“不过我把手稿带到了纽约，在巴克利旅馆继续往下写来着，就像是流水线上一个木然做工的人。我雇了一个跑腿的，让他帮我把手稿交给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人。古斯塔沃·杜兰带着他的新老婆邦迪去看望我，我给他念了其中一大段，就是为了确保其中的西班牙方言土语用得恰当地道，语法也没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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