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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堂里，徐平看着京西路关于巩县的奏章两眼发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长官，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起了，从景祐年间之后特别多。但别的地方发生这种事，往往是官员完不成任务，或者被劾，或者调任，路监司为官员求情。巩县不同，吏人集体逃亡，王安石没有比毫完不成任务的担忧，而是主动上章，要求对逃亡吏人重惩。

放下奏章，徐平对一边的晏殊道：“巩县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说他们落草为寇，要发海捕文书。此种事情不少见，如此做的倒还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锋芒太露。吏人逃亡，长吏躲不过逼下太严的罪过。京西路虽然上奏是吏人贪渎，害怕事情败露而潜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动辄一两千贯的弊案，令簿难逃失察之过。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员太过，当从容商议。”

杜衍也道：“不错，出现此等事，必然是官与吏均有过错。巩县欲发海捕文书，说那些吏人为寇，只怕有些言过其实。可着京西路监司，从附近选谨慎强干的知通，去巩县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听县官一面之辞。”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纵然我们觉得此事别有委屈，也不可此时去查。官与吏，吏与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边，此天下大义。不然，官吏一有冲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养成不好习气，从此吏人有恃无恐，仗势以临官长，地方难治。”

吏是与民接触最密切的政权基层，朝廷大部分的制度和政策，都由他们执行。面对老百姓，他们代表的就是朝廷，往往耀武扬威。一旦再让他们对官员占了上风，那就成了上下通吃之势，再也难治。是以对吏人，朝廷可以站在百姓一边，可以站在官员一边，惟独不能站在小吏一边。朝廷用吏人，最主要的就是啖之以利。不管是用重禄，还是让他们在百姓身上占便宜，总之就是有好处才有人来做这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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