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并非作家，但生前写过好几本书，有的还成为畅销书。最重要的著作《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概算编制手册》仅字数就达百万，称得上“大部头”了。

这部书的写作，还得从“文革”前说起。

父亲是搞建筑的，专业是工程概预算。他在这个领域专业到什么程度呢？用一句不夸张的话说，他站在一幢大楼前，能够根据大楼的规模和使用的建筑材料，很快估算出它的造价——细化到一吨水泥、一颗螺丝钉的价格。“文革”前父亲在建工部工作，主管概预算这一块。我家那时住在百万庄的建工部大院。“文革”来了，一家人被分了几块，我去了山西农村插队，弟弟随大流到内蒙古兵团，父母下放河南干校，原来的家自然不能保留，只留下一间房给在北京当工人的妹妹居住。简单的几件家具被捆扎着运到干校，一个家就这样散了。

1970年深秋，我在农村接到父亲来信，说干校要解散，但建工部已被取消，北京是回不去了，人员需重新分配。因我在山西，父亲申请来了太原。

接信后我急匆匆赶到太原，见面时他们也才下火车不久，行李还未及打开，散乱地堆在地上——不过是几只箱子和杂物。问到家具，父亲说都是公家的，离开干校时要求全部上缴，只好到这里再想办法了。

经过一番周折，父亲分到了十六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加上带来的一台使用了十几年的缝纫机、一个放碗的小竹柜和两只木箱，家当虽然少得可怜，却已将屋子堆得满满当当。

父亲所住的大杂院据说解放前是山西一个财务大员的宅邸，在我的长篇小说《衰与荣》的某些章节中可大致看到这个院落的规模和格局，确实不小，挤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门前都堆放着煤和杂物。父亲也很快拉来几吨煤堆在房前。山西是个盛产煤的地方，取暖做饭都要靠煤糕。打煤糕是力气活，得掺上烧土反复搅拌，用水和好后制成砖坯样大小，再晾干垒起。我那时年轻，多次帮父母打过煤糕。用水更困难些，前后院几十户人家只有两个水龙头，洗洗涮涮全在这里。那年代还未有洗衣机，爱干净的母亲隔三岔五就得抱着一大盆搓洗好的衣服到水龙头处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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