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少时，春节是值得期待的。但这样的春节却在1968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我下乡插队，不久弟弟被发配到内蒙古。父母去了河南干校，北京只留下妹妹一人进了工厂。一个曾经完整的家就这样散了。

接下来的一些年，我的家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颠沛动荡，其间家人也见过面，但始终没有团聚过。1976年年底，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而我的家人也通过书信往来确定，一定要过一个团圆年。

这自然是父母盼望了多年的喜事，但临到眼前又颇多为难。

首先是怎么住。父母早已从干校到了太原，在大杂院里分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带到干校的家具早被充公，经营了半辈子的家当只剩下两只木箱和一些被褥。简单的家具再加上取暖的煤炉，小小的屋子被堆得满满当当。当年家人四散时，我和弟弟妹妹还是学生，现在我结了婚，妻子自然要“回家”过年。在北京的妹妹也准备带着新女婿“认门”。在内蒙古的弟弟早请好了假，这样，连同父母要有七口人在这个家里过年。我和妻子还好办，单人床边架一长条木板，铺上被褥也凑合了。弟弟是单身，小地桌两边架上小凳，勉强也能睡人。但新进门的女婿就不能太对付了。于是父母找单位借得一间小房，用木板在长条凳上一搭，新床单新被子一铺，以当年眼光看，也算过得去的“新房”了。

解决了住，过年的重头戏自然是吃。一向节俭的母亲说，平时再怎么难，过年不可马虎，尤其是她这些年和子女一起过的第一个团圆年。那些年物质匮乏，粮油肉蛋都要票，连花生、瓜子也在过年时才能凭本买上几两。母亲四处打听，知道有些东西在郊区可高价寻到，于是冒着寒风走很远的路从农民手里买来鸡鸭肉蛋，蚂蚁搬家似的跑来跑去，临近过年，居然有了相当丰盛的储备。母亲事先腌制了咸鸭蛋，还做了松花蛋。反正是腊月，鸡鸭肉放在室外也可冻得邦邦硬。还要拿出一部分腌制。母亲先用粗盐将肉里里外外搓匀封到瓮子里，隔三岔五地翻动，大约半个月盐充分入味后，取出用绳子吊起风干。母亲腌制咸肉表面看手法简单，除了盐几乎不放别的调料，但不知为什么，总比外面卖的好吃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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