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49年以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习惯于置身中国，就像置身欧洲一样。《纽约时报》以及其他报刊、电台总会连续不断地将最新的消息带给我们。此外还经常有美国旅客从中国回来。

在1949年后，特别是1950年晚期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敌对区域，因此我们与中国的联系被迫中断。中国官方的声明像给我们吃一餐经过加工的爆米花。25年来，身处遥远的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只留下了两个印象：其一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记忆，其二则是从其他人眼里看到的有关中国现状的一些表面信息。蒂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所撰写的《纽约时报》式的生动报道被走马观花的旅行报告和导游者去养猪场路上的解说所代替。能够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采访的老资格人物少之又少，埃德加·斯诺获准重访中国，是其中一位。1960年，埃德加·斯诺给了我们一本有关中国调整政策报道的书［《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但是其大部分内容是对新阶段新人物的介绍，让人觉得晦涩而不容易理解。

对于我和威尔玛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如同毕业40年的同窗聚会。因为我们在了解和欣赏新一代人的面貌的同时，还试图寻找旧日的梦，访问旧日遗址和常去之处。而我们这次之所以能够来到中国，应归功于尼克松总统的惊人而明智之举——实然改变了对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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