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到1979年，在我从事中国近代历史领域研究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变得十分紧张。在1929年到1945年的第一个16年中，日本逐渐侵入中国并控制了东亚地区和美国在此地的公司。但是从1945年核时代的到来开始，苏联与美国对抗持续了35年之久，紧紧吸引着世界所有政权的关注。当时，反对中国革命的冷战也是时起时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人与朝鲜人、中国人以及越南人针锋相对。然而战争的背后实则隐含着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可能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耗费资源的冒险行为了。

这是两大民族的对抗，两者有足够的共同点，对于彼此惧怕的原因都十分清楚。从古至今，包括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抗直到后来法国和德国的斗争，这些长期的敌对关系似乎与内在的文化差异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对双方来说，这些可理解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曾于1960年、1972年以及1977年，在苏联逗留过三次。在接触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苏联朋友和熟人始终紧盯着美国并且想要赶超美国。（与我初次访问耶鲁大学时的感受有些相像，那里的人也总是提到哈佛大学，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逐渐消失了。）

我与苏联接触是在1960年初期开始的，当时哈佛大学招待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一位与我地位相当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叶菲莫夫（G.V.Efimov）教授是一位相当胖的绅士，编写过一些教科书。我们双方对于这次会面都感到十分高兴。哈佛大学在位于昆西街17号的宴会厅设宴款待代表团，那里有我们最华丽的枝形吊灯。之后我邀请叶菲莫夫教授来到我们位于温斯罗普街41号的住所，他注意到了我们摇晃松动的窗户，并表示这些窗户抵不住苏联冬季凛冽的寒风。在威德纳我的书斋里，我向他展示了印刷品，包括人员目录、宣传册、各种出版物等，而这一切可能在他看来都是机密的文件资料。1960年末，当我们访问列宁格勒时，我们还在叶菲莫夫的公寓中一同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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