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30年隔离状态彻底结束的一年，也是我50年来为成为中国问题专家所作的种种努力的总结之时。显而易见，我尽力向国人展现一些事实的这些年与中美隔绝的这30年大体上是吻合的，尽管这些努力在我与中国接触的最初20年就已经起到成效了。1979年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给我个人带来了巨大转变。人生重大的变化也标志着我的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1967年5月，100多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秘密来到我们街区对面的印章协会（Signet Society）为我举行了60大寿的庆宴。当时我们被告知芮沃寿和芮玛丽要邀请我们外出就餐，但是当我们还没走出街区就遇到穿着正式的小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Thomson，Jr.）。当我们走到印章协会时，我看到了来自各地的我以前的学生，让我颇感意外。汤姆森是一位出色的宴会主持人，宴会上大家不仅带来了诸如短剧小品、诗歌朗诵等节目，还有很多的生日礼物。费维恺、罗德·墨菲（Rhoads Murphye）以及芮玛丽共同整理编辑了一部由12篇文章组成的纪念论文集——《中国近代史入门》（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这是一份令人十分惊喜的生日贺礼。这本论文集选取的文章质量很高，题材范围也很广，从引言中不难看出芮玛丽在确定主题（在这里是指我）方面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

此次聚集的人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衍生品”，他们是应时而生的一代专家。我能够充当他们的老师和领路人，也仅仅是能感到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能作出的贡献。作为一名学术带头人，要懂得恰到好处地后退，以便看清队伍前进的方向，并起到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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