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区域研究专家以教师为职业发挥作用，但他可能轻而易举地越界成为一名权威人士。我所谓的权威是指对于那些引起大众传媒的兴趣但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可以作出明确判断的能力，至少对此一时能够有所判断。这种源于萨满教的公共职能常常被行使，甚至是凭借一些麻醉品和欺骗的手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挥真正的公共职能呢？有点智慧总比完全没有好。

外国人因此不得不面对这些美国的圣人，他们装作本行，自以为是地向世人发表他们的看法。中国人长期以来对这些外国中国通或汉学家习以为常了，这些人在中国是中国的学生，回国之后向人们传授有关中国的所有知识，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位。

对我而言，由于极为关注中美关系以及互相之间的影响，因而促使我对美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一切游戏。1941年后，鉴于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生活的重要性，我于1946年开始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经过30多年的研究，我被称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泰斗”，这个词在我的书中会成为一个不好的称呼。泰斗一般都是指曾经的教授。（据说老的泰斗都是永存于世的。他们只不过脱离其院系罢了。）

仔细剖析就会发现，我为人们所提供的大都是中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或是相当宽泛的历史综述性的一个中国完整历史的浓缩，亦或这样一种建议：我们的政策应充分考虑双方的不同历史背景。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两种策略同样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事实上，1979年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至今依然关注这个问题，它将继续伴随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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