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镕身为曾国藩的座师，也一直是曾国藩背后的有力支持者。早在他第一次固守武昌时，就向曾国藩发出了急速援救的信函。曾国藩不愿意，只是部下踊跃，才勉强答应，但一接到太平军撤围的通报，就马上取消了出发的命令。

第二次吴文镕奉旨与太平军决战，又接连写信给曾国藩，要其尽速派水师赴鄂，可曾国藩仍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于黄州。

不论是依据世俗人情，还是对照理学标准，曾国藩都该被打屁股，可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原因就是他没有准备好，尤其水师还处在雏形阶段，其中快蟹船只有十艘，连油漆都没干，从广东采购的洋炮还在路上，至于水勇，才刚刚开始招募训练。可想而知，若以这样的水平仓促出战，难免会输得落花流水。

自出走长沙后，曾国藩再次发挥了他咬牙忍耐的硬功夫。在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他死也不肯拿水师去冒险，以他这样一个把儒家伦理道德奉之如圭臬的人，可想而知，其间需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当然更应该让人感到佩服的还是他的老师。吴文镕被曾国藩说服了，认为曾国藩做得对，反过来一再告诫对方在水师完成训练之前，千万不能轻易出兵。

战死前两天，吴文镕给曾国藩写去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是被逼才来到黄州前线的，没有胜利的希望，所以必死无疑，今后只有靠你在衡阳训练的部队，才有能力跟太平军作战。

吴文镕怕曾国藩念及师生之情，不顾一切地前来援救，因此一再叮嘱曾国藩非有把握不得出战。二者存一，他要保全一个人，不是从人伦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按照人伦，学生不救老师乃大逆不道，但按照国家利益，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以后的东南大局全要靠这个学生来支撑了，倘若曾国藩再有不测，他吴文镕纵使能侥幸活下来也挽不回这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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