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军重臣中，左宗棠的自高自傲是出了名的。当初受“樊燮案”所困，他曾表示愿到曾胡手下做一名营官，杀敌以自效，其实那不过是一时的激愤无奈之语而已。在左宗棠的内心里，他连曾胡都瞧不上，尤其认为曾国藩打仗不行，太过“钝拙”。有人把左宗棠和曾国藩、胡林翼相提并论，认为是抬高他，不知道在左宗棠看来，恰恰是让他掉了价。

然而当被派到战场上指挥军事时，左宗棠却绝不敢存有一丝一毫的骄傲麻痹，他自己精心拟订的作战计划，只要发现已不符合实际需要，可以随时推翻。他这样向别人解释：“我过去以一举人的资格欲办天下事，心气不高能行吗？现在朝廷如此倚靠信任和重用我，自然应当放低姿态，认真地为国家谋划，哪里还敢自高呢！”

在成功地解衢州之围后，楚军实力大增，已经有了与太平军主力一拼高下的底气，而情报又显示李世贤在杭州部署的守军其实并不多，兵力仍然集中在金华，这样左宗棠便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战略也随之被调整为“先金华而后严、处”。

1862年8月11日，左宗棠率部自衢州东向进攻龙游，金华战役的帷幕被徐徐拉开。一个月后，蒋益澧部八千兵勇到达前线，攻城范围又扩展至兰溪、汤溪。左宗棠对军事地理学研究极深，他在奏疏中指出：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须先攻下两城，廓清后路，而后才可取金华；兰溪通过水路直达严州，必须先攻下兰溪，而后才可取严州。

一开始的战事并不顺利。太平军依靠各城及其城外的防御工事拼命固守，一看到攻城部队扑上来就开炮，导致楚军攻得越猛伤亡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时常发出“攻坚之难如此”的感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停止进攻，收队回营，但他同时又非常清楚攻下龙、兰、汤三城的重要性，所以依然坚持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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