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城自由公债游行两天之后，克鲁森发布了一则严峻声明：市民中发生的流行病“可能与海军基地和军营中发现的类型相同”。

流感的确在这座城市爆发了。游行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里的病床全部爆满，开始有患者死亡。在没有任何医生或警察指令的情况下，医院开始拒收病人——给护士塞100美元的红包也会被拒绝。然而，人们还是排长队等待入院。一名妇女回想当年，她的邻居们“赶到离第五大街和伦伯德大街路口最近的费城医院时，门外一排长龙，医生们都在忙，药品也已短缺，所以这些身体还算强壮的人只好回家了”American Experience, Feb. 28, 1997。">。

医疗措施也无济于事，乔治·图利奇（George Tullidge）医生的女儿玛丽·图利奇（Mary Tullidge）在病症甫现后24小时内病亡。西奈山医院的实习护士艾丽丝·沃洛维茨（Alice Wolowitz）早上当班时感觉到不舒服，12小时后就死了。

10月1日是游行后第三天，仅这一天内死于流感的人数就超过了100——共117人死亡。这个数字后来增长到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不久，每日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了费城平均每周所有其他原因（包括各种疾病、事故及犯罪等）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Public Health Reports 33, part 2, （July 26, 1918）, 1252.">

10月3日，克鲁森批准游行后不过5天，他禁止了费城所有的公共集会（包括进一步的自由公债集会），关闭了所有教堂、学校和剧院，甚至连公共葬礼也不允许举行。唯一继续开放的公共集会场所是瓦雷集团的重要赞助商沙龙。第二天州卫生专员将这些场所也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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