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韦尔奇引领的美国医学革命已经高奏凯歌。那场革命从根本上转变了美国医学，医学的教育、研究、技术以及执业都经由科学筛选而得以促进。

美国具备优秀科研能力的人始终就只有那么一点，不过寥寥数十。虽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算上那些初入门的研究人员，这个群体曾达百多人，但也就这么多了。

他们彼此相识，也曾交流经验，并且几乎都与霍普金斯、洛克菲勒研究所、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或多或少有些渊源。这群人很少，包括第一代的改革者如韦尔奇、沃恩、西奥博尔德，及其他一些积极分子。然后就是他们的第一批学生，只比他们年轻几岁：戈加斯在战争结束前几天就已到了退伍的年纪——军队可能已经准许他留任，但他在军队上层没有熟人，后来他转到洛克菲勒资助的基金会负责国际公共卫生事务；还有纽约的弗莱克斯纳、帕克和科尔；波士顿的罗西瑙，密歇根的诺维（Frederick Novy）以及芝加哥的赫克通。随后是他们这批学生中的另一拨人：费城的刘易斯，洛克菲勒的埃弗里、多兹、里弗斯等，纽约罗彻斯特的惠普尔，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奥佩等，此外还有十几位。要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真正的研究者的数量才开始大规模增加，遍布全美。

联结这些人的纽带并不是友谊。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帕克和弗莱克斯纳）彼此并无好感，许多人热衷于寻找对手工作上的纰漏以令其难堪，也从不指望彼此会有什么可取之处。这个行业发展至斯，已足够某些人大耍手腕了。如果有心去留意，就能听到诸如：“任命奥佩博士为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将是个致命错误。”抑或“乔丹看上去似乎胜券在握的样子，但是我担心……他不是那种在困境中可以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又或是：“你提名的人中，我显然更倾向于爱默生，但我担心他无法被某些人接受，尤其是罗素和科尔，而且一般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小组也可能不会接受他，印象中他同他们有点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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