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一切学问和文字的禅，在日本却成了鼓励儒教研究、促进印刷术的一个因素。与其说这是一种奇谈怪论，莫如说是一种反讽。禅徒不仅印刷佛教的书籍，也印儒教和神道文学类的书籍。一般认为镰仓、足利时代是日本的黑暗时代，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时代里，禅僧把中国文化带人日本，并在日后开辟了禅与日本文化融合之路。而那些所谓日本特有的东西，也在此时期完成了其酝酿过程。徘句、能乐、戏剧、园艺、插花、茶道等的滥觞，也都要追溯到这个时代。在这里，我想讲述一下受到禅僧影响的日本儒教的发展，为此必须先讲一点中国宋代理学。

就政治而言，宋（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的多难时代。宋不断地受到北方异族的威胁，终于渡过了淮河，移向南方。结果在1127年，不得不屈服于北方民族的统治。到了1278年，南宋又为蒙古人所灭，元取代了宋。但是，在思想和一般文化的世界中，南北宋，特别是南宋，却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哲学在南方得到了非凡的发展。有人认为：这个时代虽然受到“夷狄”政治势力的压迫，但在汉代及以后的王朝中一直被幽闭的、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大的佛教思想压抑的中国原本的思索冲动，明显地爆发了。其结果是带来了应该正确地称之为“中国的”哲学勃兴。一切思想倾向于中国原本固有的精神，当然也综合了所有的外来思想，以此建构了中国人心理倾向的基础，并使其定型化。理学是中国人的心理精华。

中国思想之所以在这个时代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禅的刺激不得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禅为什么能经常给予人们如此的刺激，使思想喷涌而出呢？这是因为它教导人们无视思想上的上层建筑，直接突进事实的根源。当儒教只对典章礼仪、世俗的道德实践、原典的批评、各流派的注释来说有明显存在意义时，它就不再是创造性思索的源泉了，也可以说是濒于崩溃和死灭了，因此，需要新生力量的觉醒。另一方面，与儒教相对抗而发展的道教，更是被掩埋在世俗的、迷信的机构之下，绝没有向儒教注入新鲜血液的智慧上的活力。而禅则不同。如果禅不在唐代就掀起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波澜，恐怕宋人也不会对禅产生全新的兴趣，并以此审视、改造、拓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的宋代思想家，生涯中都至少有过一次潜心禅林的经历，不管他们是否彻悟，这段生活经历都使他们对在自己的故土上培植起来的哲学进行了再研究。理学就是他们精神冒险的成果。他们一方面对佛教和佛教徒的思考方法提出非难，一方面又以禅为依托，以容易吸收的形式，饱饮了印度思想之泉这一宝贵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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