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

午后来到查建英在北京朝阳区芳草地的公寓，靠着日坛公园，绿荫掩映。她游走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用双语写作；她留着干练的短发，直爽而健谈，给人的印象十分生动、通达。无疑，她对八十年代是有情结的，不然不会如此用力地写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但是她也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刻意美化八十年代、批评当下的浅薄与功利，而是保持了自己客观独立的观察。

“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听说出现过一股文学热和出版热……

查建英：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个出版热潮呢？我从书架上随手扯了几本老书，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些书是我父亲的，他是搞哲学的，所以我们家那时候哲学书比较多。商务印书馆这本《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是1965年出的，收在“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丛书里面，还有比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梯利的《西方哲学史》。所以在“文革”当中也还是有些书，只不过当时的出版框架全部是意识形态化的。你看这写着“这部选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史观点为指导原则，选录的重点是唯物论著作”，有点像唯心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史，但好歹是原著。如果不是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还不一定能接触到这类书，它们是给专门搞哲学的人看的。这些是“文革”前夜的书，“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又急急忙忙重印了一些旧版书，和“文革”中编译供大批判用的书，比如这本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不过腔调还是完全一样，你看一上来就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康有为、谭嗣同所有这些西风东渐以来的思想家们的学说都被概括在这么一个框架里，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和改良主义的斗争”，一直到“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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