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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今典,诗力文心 革命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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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毓瑜《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于《新青年》杂志,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文学之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做无病呻吟,祛除陈腔滥调,不用典,不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主编、北大教授陈独秀旋即在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以为声援。陈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不能仅以革命改造,而必须仰赖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革新。他推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义,并视白话文为最重要的利器。

《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引起知识界广大回响,成为两年后五四运动的先声。晚清黄遵宪已经提倡“我手写我口”,及至梁启超登高一呼“诗界革命”。但胡适、陈独秀带来真正的转折。转折的关键在于文学与语言关系的全面评估,而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以白话新诗作为文学革命的指标。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前,胡适即已思考“诗国革命”的必要。他在《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中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如作白话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谈新诗》,称当时出现的白话诗为“新诗”,取其与“旧诗”相对的意思。随后,胡适以白话文翻译美国诗人蒂丝黛儿的诗作《关不住了》,声称这是“新诗成立的新纪元”。一九二〇年胡适出版《尝试集》,是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第一本白话新诗集。

这场奉革命之名的新旧诗之争,点燃了由此为引线的新旧文学、文化之争。“革命”是二十世纪初的时髦话语,所蕴含的强烈政治隐喻自不待言。据此文学史多以决然二分的修辞描述:旧诗被视为传统糟粕,从对偶押韵到比兴风雅无不陈陈相因。新诗以白话是尚,力求形式题材推陈出新,成为现代性表征。两相比较,进步和落伍、前卫和保守不言自明。但这样的论述近年开始松动。学者已经指出现代旧诗未尝没有新意,新诗也不曾完全摆脱传统。而新旧诗之别的焦点不应仅限于形式、内容和语言的比较而已,更牵涉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文学”,以及蕴含其中的世界观。但如何进一步思考两者的有机关系,却少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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