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

南中国海方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纪就已进入秦帝国的版图。中古以来，这块海域上贸易航线大开，各种文明来往交织。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海峡，此后四百年欧美殖民势力入侵，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中国人——商旅和苦力、使节和海盗、亡命者和革命者——络绎于途，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从马来半岛到菲律宾群岛，从中国香港到爪哇，超过三千五百万华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广义的南洋文化。

这是高嘉谦教授专著《遗民、疆界与现代性》的背景，全书的焦点则集中于十九纪末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境外的“南方”书写。十八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华人移民海外已经蔚为风潮，乙未割台、辛亥革命，以迄抗战军兴更让许多别有政治、文化怀抱的士子文人也参与了这一行列。他们四处漂泊、流寓他乡，成为现代中国第一批离散知识分子。那是怎样的情景？康有为、丘逢甲、丘菽园、许南英……南中国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环顾大海，独立苍茫的身影。

比起当时绝大部分南下的华人，这批行旅者曾经接受正宗传统教育，对时代的剧变因此有更敏锐的感触。不论维新或是守旧，他们一旦被抛掷在故国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乱离之感。而当他们将这样的情怀付诸笔墨时，他们选择古典诗词作为书写形式。面向一个充满惊奇与嬗变的世界，他们频频回首，感时伤事，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时代的——遗民姿态。

在名为现代的世纪里，我们要如何处理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谦的专书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新的世纪以梁启超所谓的“新民”作为动力，这些“遗民”也可能带来新意么？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还是主流的挑战者？民国建立以后，主权、领土、疆界和国家论述兴起。这群文人远走国境南方以南，他们的离散书写如何指向一种家国以外的空间想象？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人以旧体诗词作为创作依归。如此，他们的作品还能称为新文学么？横贯在这些问题之下的，当然是中国现代性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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