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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今典,诗力文心 开往南洋的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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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

南中国海方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纪就已进入秦帝国的版图。中古以来,这块海域上贸易航线大开,各种文明来往交织。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海峡,此后四百年欧美殖民势力入侵,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中国人——商旅和苦力、使节和海盗、亡命者和革命者——络绎于途,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从马来半岛到菲律宾群岛,从中国香港到爪哇,超过三千五百万华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广义的南洋文化。

这是高嘉谦教授专著《遗民、疆界与现代性》的背景,全书的焦点则集中于十九纪末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境外的“南方”书写。十八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华人移民海外已经蔚为风潮,乙未割台、辛亥革命,以迄抗战军兴更让许多别有政治、文化怀抱的士子文人也参与了这一行列。他们四处漂泊、流寓他乡,成为现代中国第一批离散知识分子。那是怎样的情景?康有为、丘逢甲、丘菽园、许南英……南中国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环顾大海,独立苍茫的身影。

比起当时绝大部分南下的华人,这批行旅者曾经接受正宗传统教育,对时代的剧变因此有更敏锐的感触。不论维新或是守旧,他们一旦被抛掷在故国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乱离之感。而当他们将这样的情怀付诸笔墨时,他们选择古典诗词作为书写形式。面向一个充满惊奇与嬗变的世界,他们频频回首,感时伤事,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时代的——遗民姿态。

在名为现代的世纪里,我们要如何处理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谦的专书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新的世纪以梁启超所谓的“新民”作为动力,这些“遗民”也可能带来新意么?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还是主流的挑战者?民国建立以后,主权、领土、疆界和国家论述兴起。这群文人远走国境南方以南,他们的离散书写如何指向一种家国以外的空间想象?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人以旧体诗词作为创作依归。如此,他们的作品还能称为新文学么?横贯在这些问题之下的,当然是中国现代性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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