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球教授专攻中国传统诗学多年，又对现代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有深入涉猎；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有目共睹。数年前我们都对抒情传统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发生兴趣，有多次切磋的机会，也各有钻研的结果。

在陈教的提议和主催下，我们最近编纂一册文集，用以呈现在“抒情传统”的架构下所形成的种种论述方向。我与陈教授相识多年，能有机会就共同的兴趣展开合作，诚为一大快事。也希望藉此文集，能使“抒情传统”作为一种史观、一项议题，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与对话。

“抒情”在现代文论里是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学观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作为一种诗歌或叙事修辞模式，抒情不外轻吟浅唱；作为一种情感符号，抒情无非感事伤时。“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论述以启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后，宏大叙事更占主导。在史诗般的国族号召下，抒情显得如此个人主义、小资情怀，自然无足轻重。

然而只要我们回顾中国文学的流变，就会理解从《诗经》《楚辞》以来，抒情一直是文学想象和实践里的重要课题之一。《楚辞·九章》《惜诵》有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时至二十世纪初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则称“鹜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这里抒情的用法和喻义当然极为不同，但唯其如此，才更显现出这一词汇的活力丰富，千百年来未尝或已。

抒情的“情”字带出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对主体的特殊观照。从内烁到外缘，从官能到形上，从感物到感悟，从壮怀激烈到缠绵悱恻，情为何物一直触动作家的文思；情与志、情与性、情与理、情与不情等观念的辩证则丰富了文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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