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见识卓异的智者“与他们当时社会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里各不相同”。他还大致归纳了三种不同的关系类型:在某些幸运的时代里,智者与自己的时代环境非常谐调,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十分惬意;在另一些时代里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极为不满,号召人们进行激烈的变革甚至革命;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十分绝望,认为虽有变革的必要但绝无变革的可能。
无论是“惬意”还是“不满”抑或“绝望”,罗素都是从“智者”的角度分析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同态度。这里,我们想从另一角度来追问这样的问题:同一社会对不同智者的态度具有哪些特点?
在同一社会里,有的人可能为那个社会的宠儿,有的人可能是那个社会的倒霉鬼,有的人则可能是那个社会里的“多余人”。比如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追求经济繁荣和物质享受的社会里,那些大公司的总裁,那些商场中的款爷,那些一夜致富的暴发户,那些大红大紫的歌星、影星,甚至那些凭色相或凭心计发财的富姐,都成了人们心中崇拜的偶像,而那些善于舞文弄墨却不会发财致富的书生,则成了社会上无人问津的“边缘人”。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处境近似于今天的书生,《庄子·山木》篇中记述了庄子当时的境况——
“庄子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衣服,拖着用麻绳绑着的破鞋子,去见魏王。魏王见他这副模样便问道:‘先生为什么这样疲困呢?’庄子说:‘我是贫穷,不是疲困。读书人有理想却不能实现,那才是疲困;衣衫褴褛、鞋子破烂,这属于贫穷,这就是所谓生不逢时呵。你该见过跳跃的猿猴吧,在楠、梓、橡、樟等大树上时,它攀缘着树枝,是那样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就是后羿和逢蒙这样善射的神箭手也奈何它不得。当它落在柘、棘、枳、枸等多刺的短小树丛时,内心颤栗不已,行动瞻前顾后,这并不是筋骨受到束缚失去灵活,而是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不能自由施展它的才能呵!眼下处于昏君相乱的末世,像我这样的智者能不贫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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