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在南北朝受到冷落，是由于它在喜欢剪红叠翠的南北朝人眼中“词采未优”，隋初的统治者虽然“屏黜轻浮，遏止华伪”，可陶渊明非但没有因此受到重视，反而被这一短命的朝代完全遗忘。这是由于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陶诗不能直接服务于政治教化，急于想要稳定政权的统治者自然不会给它以礼遇；一般士人又缺乏品味陶诗的环境与心境，因而陶渊明也在他们的视野之外。隋朝末年的大儒王通倒是记起了陶渊明的存在，但他把陶渊明视为弃绝人世的僻隐之流，《文中子中说·立命》篇载：“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王通强调士人应不忘君臣之义，不忘兼济之志，当看到其弟王绩在《五斗先生传》中称自己“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万物不能萦心焉”以后，王通责备他说：“汝忘天下乎？纵心败矩，吾不与也。”可见，王通称陶渊明为“放人”多有微词，这位文中子所谓的“放人”也就是“弃人”。

唐朝立国之初，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文人，一方面猛烈抨击南朝淫靡的文风，如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批评近世“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的流弊，并将文风质朴还是浮华与国运的兴衰久暂联系起来，认为侈丽淫荡的文风导致南朝各朝“宗社须臾倾覆”。另一方面唐初文坛上仍然笼罩着齐梁的流风余韵，人们的审美趣味及文学批评标准仍然与南朝一脉相承，南朝受宠的好些诗人在唐初照样受宠，如太康的潘、陆仍以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受到人们的爱戴；南朝的文坛巨擘仍是被仿效的典范，“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仍为人们所钦羡。朝代和政治气候虽然变了，但人们的期待视野并没有随之改变，因而陶渊明受冷落的景况也依然如旧。《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等唐初修成的正史，其中的文学传论在论及诗歌的发展史时，基本袭用沈约、锺嵘、刘勰等人的成见，陶渊明还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陶渊明被列入《晋书》和《南史》的《隐逸传》，传中大谈陶渊明如何“少怀高尚”，如何“能安苦节”，就是不谈他如何会写诗文。编纂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的“《艺文类聚》卷一八《美妇人》门引蔡邕赋题作《检逸赋》，复引陈琳、阮瑀各有《止欲赋》、王粲《闲邪赋》、应玚《正情赋》、曹植《静思赋》等，而独不取陶潜此赋，亦窥初唐于潜之词章尚未重视也”。该类书对陶渊明诗歌的收录也极其有限，“田”“园”门仅各选陶诗一首，“隐逸”门仅选他的《归去来兮辞》一篇，诗歌则一首也不录。收录陶诗的总数不及于《文选》，初唐人仍只是反复称道辞藻丽密的颜、谢，还不知道珍视平淡自然的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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