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了解孟郊的诗歌真实观，就绝不能不对他诗歌真实观的内涵稍作分析。他的“直”和“真”具有哪些内涵呢？概言之，就是诗人感情的真挚性和诗歌的真实性的统一。

首先，它强调诗人主观感情的真挚，要求诗人“方凭指下弦，写出心中言”（《抒情因上郎中二十叔……》），认为“潜仙不足言，朗客无隐肠”（《寄卢仝》）。要求情感真挚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易经》中就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命题，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也强调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符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孟郊的“写出心中言”“朗客无隐肠”就是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认为：“诗者，持也，持人性情。”篇》，《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5页。">黑格尔更是认为：“抒情诗人本来一般地在倾泻自己的衷曲。”抒情诗除具备一般文学的共同特征外，还有它自身所独具的特性：一般它不是以描摹客观现实见长，而是以抒发主观情感标美。因此，抒情主体情感的真挚性就成了一首诗是否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关键。诚如孟郊所言，“贤与伪见于文章”。假如一个诗人在诗中“心气”作伪，“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他的诗必然只能是为孟郊所疾恶的“恶诗”。

因此，他十分痛恨用诗来玩弄“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的虚伪情感（《择友》），认为应该喜则大笑，悲则大叫。与韩愈的“不平则鸣”相应，他主张无拘束地抒发个人的抑郁之情：“愿于尧琯中，奏尽郁抑谣。”（《晚雪吟》）韩愈送他的那篇著名序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命题，但他的“不平不但指愤郁，也包括乐在内”。在孟郊眼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人心不正、烽火不绝的衰代，自己又困顿穷饿，所以他更鲜明地提出了“奏尽郁抑谣”的主张。他称自己“一生空鷕气”（《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幽竹啸鬼神，楚铁生虬龙。忠生多异感，运郁由邪衷”（《秋怀十五首》之十），因而要通过自己坎坷的道路，鸣胸中和时代的不平。当时一个姓郭的朋友对他说“俗窄难尔容”，好心地劝他以后“少吟诗”，他回答说因胸中“烦恼不可欺”，“从他笑为矫，矫善亦可宗”（《劝善吟》）。他对众人的讥笑嘲讽不屑一顾（《懊恼》），在《答卢仝》中说“烦君前致词，哀我老更狂。狂歌不及狂，歌声缘凤凰。凤兮何当来，消我孤直疮”。为了讨好要贵、迎合世俗而把自己内心的悲痛、抑郁和不平掩饰起来，像“歌女”、优伶一样强颜承欢买笑（见前），这不是一个有骨气的正直诗人所当为。“项籍非不壮，贾生非不良，当其失意时，涕泗各沾裳。”（《赠崔纯亮》）像项羽、贾谊这样的古代英雄志士“当其失意时”也涕泪满襟，真实地坦露自己内心的忧怨、悲伤，何况是处在“一饭九祝噎，一嗟十断肠”（同上）的悲愤之中的诗人呢？掩饰感情会带来诗情的虚假。他既十分仰慕又有所保留的伟大诗人屈原就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愤怒，班固《离骚赞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李白也说“哀怨起骚人”。因为屈原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不幸息息相关，所以，他通过抒发个人的忧愁、怨愤和不平就反映了时代和人民的不幸。孟郊决心以屈原为楷模，发誓将“明明胸中言，愿写为高崇”（《秋怀十五首》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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