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言贫诗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还在于：它们本身包含着对权贵腐朽、奸诈、虚伪的憎恶，对于上层社会的愤激与抗争。

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以名场事入诗，自孟东野始。”这些“名场事”大都是在他的言贫诗中抒写的。孟郊并不是名场（即举场）的局外人，而是名场的参与者和多次落第者，名场中的种种争夺、倾轧的丑态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虽说不上是这种倾轧的牺牲品，但至少是某种程度的受害者，所以他写起名场中的这些丑态恶行来就格外愤激和深切，如：

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荣。

独有失意人，恍然无力行。

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

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

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

吾欲载车马，太行路峥嵘。

万物根一气，如何互相倾。

——《感兴》

他在名场的互相争夺中没有什么靠山和社会背景，“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就是写的缺乏天时、地利和人缘的优势。他几次在倾轧竞争中败下阵来是毫不奇怪的。他在《长安旅情》一诗中把自己落第后的压抑、苦闷和落第原因写得更为直露：

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

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

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

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

隋唐以科举取士作为对魏晋以来门荫制的一种否定，使一大批才高位下的庶族士子有可能走上政治舞台，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越到后来流弊越多，举场成了拉帮结派、徇私舞弊的场所。“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诚然有些在社会上具有政治或学术地位的名望之士，他们出于爱惜人才和奖掖后进也参与了对举人的荐送，但在荐送过程中出现更多的情况则是以此来卖身投靠与结党营私，例如，竟然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当时的举子也争相“驰驱府市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后来的考试纯属过场，进士的名单在未考时就已安排妥了。《唐摭言》卷六《公荐》条记载了比孟郊晚些的杜牧登科的经过：“崔郾侍郎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杜牧的才和学都应该登科，但这个事件透露了进士选举中只要有权贵引荐，即使本人是个蠢材也可以安然上第的事实。孟郊的“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的确是出身寒微的举子多年积愤的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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