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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兴盛与论说文的繁荣 一、“师心独见”与“非汤武而薄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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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论说文的文化学阐释

正始时期大一统帝国的分裂、传统价值体系的失范以及王纲的解纽,使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造就了一大批哲学奇才,思维既非常活跃,思辨也十分深刻,立说更异常新颖,思想界仿佛又进入了另一个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章太炎就认为“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可惜人们通常只把这一时期的论说文当作思想史上宝贵的哲学论著,很少将它们视为文学史上难得的优美文章。其实,它们不仅“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而且个性鲜明,语言优美,前人称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我们试图从文章学的角度,在较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阐释这些论说文的艺术特征及其成因。

一方面由于天下一统而思无二途,另一方面由于师弟相传不贵立异,所以汉世很少有人能在学术上自立门户。立论时别出机杼,敷旨大多依据六经,立说更不敢稍离师训,这使得汉世的论说文其下者往往以繁丽之辞文陈腐之义。章氏在《国故论衡·论式》中说:“后汉诸子渐兴,迄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体差可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也。”他在《国学讲演录》中也说:“汉人之文,后世以为高,然说理之作实寡。”

东汉末年随着皇权的衰微,儒家的价值体系也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士人不再以此为准绳来臧否人物裁量执政,曹丕在《典论》中评论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时说:“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儒家价值标准不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无论是发生的事件还是对事件的评价都开始离“经”叛“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正始期间儒家的价值规范受到士人普遍的怀疑、轻视和嘲讽,“纵情、背礼、败俗”在士人之间一时成为风尚。阮籍指责礼法之士“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大人先生传》),他在《咏怀》其六十七中辛辣地讥讽了礼法之士道貌岸然而又贪婪卑劣的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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