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论说文不仅义理上“师心独见”，而且论证过程“锋颖精密”。其辩论的激烈和逻辑的严谨，上可与先秦诸子双峰并峙，下则成为一千多年封建社会论说文难以逾越的高峰，难怪后世称此时的论说文为“论之英也”。

正始论说文之所以能剖析幽微，严谨精密，与当时的文化氛围及其士人逻辑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前文已谈到曹操时“天下贵刑名”，《文心雕龙·论说》中也指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名法”即刑名和法术。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后，先秦的名学陷于沉寂，汉魏之际魏武帝以法术治国，人们通过循名究理的形名学研究治国之术，加之曹操有鉴于当时社会舆论和用人只“采其虚名，少于核实”造成的恶果，强调评价人才应“循名责实”“名实相副”。这些因素导致人们对名学的重视。当时“校练名理”的不只是王、傅二人，《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注引荀绰《冀州记》说，邵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不过，汉魏之交大多数士人只是开始对名学产生深厚的兴趣，还不能娴熟地运用名学知识于论说文的写作中，除少数作家外，多数操觚者还不善于持论，刘勰就很不客气地批评“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明张溥将阮籍与曹氏父子相比较说：“曹氏父子，词坛虎步，论文有余，言理不足。嗣宗视之，犹轻尘之于泰岱。”

正始玄学家几乎都注重逻辑训练，人们常常称赞他们“善名理”，如《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载锺会“精练名理”，《世说新语·贤媛》注引《陈留志名》称阮侃“饬以名理”，《太平御览》卷五九五称嵇康“研至名理”，《三国志》卷二十八注引何劭《王弼传》说王弼“通辨能言”，“锺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王弼自己也认为概念的准确明晰和论证的逻辑严谨是从事理论探讨的基础：“不能辨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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