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劝学篇》的比较分析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1876年成书后，便立即受到明治天皇的嘉许；张之洞的《劝学篇》成书于1898年，主张变法的光绪和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同时都对此书大加赞许。中日在十九世纪末先后完成的这两部同名著作，在各自的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上自皇朝下至百姓都广为传诵。它们成书的动因都是对强势西方文化的一种“应战”，成书的目的都是为了各自国家的独立富强。在中国内地早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二书进行过比较，本文拟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比较，以探讨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的关系。

提出这一问题的间接原因，是近些年来现代新儒家和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常借所谓反思启蒙的“理性宰制”、批判“五四”的文化虚无主义、指责西方的“文化霸权”，提出“告别”或“超越”启蒙，重新肯定所谓“东方价值观”，主张重回传统“返本开新”，似乎传统儒学不仅可以在中国“开出”现代文明，甚至连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现代病也要靠儒学来解救。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居然在今天还有如此功用，身为中国人当然无比自豪，可这种过分神奇的事情不免使人犯嘀咕：儒学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为我们“开出”民主、科学，凭什么保证今天守着传统儒学就能依宪治国？当我们乐观地预言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时，这种传统文化认同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同样强烈的虚骄之气？当我们重提“返本开新”时，这种主张是否就是变相的排斥西方文明？谁能保证我们返回儒学之“本”就将“开出”现代文明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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