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儒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日本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儒家伦理很长时期里还曾是日本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虽然不少日本人推尊周公、孔子，但在日本人潜意识深处，以儒学为代表的“汉学”一直只是“他者”，他们只是将华夏儒、道作为可供汲取的外来文化，对儒学并没有精神上的皈依，更没有“误将他乡作故乡”，这从日本很早就喊出的“和魂汉才”口号就能窥见个中秘密，就是说华夏的儒学并非大和民族的灵魂。早在十八世纪，日本的“国学”学者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就极力张扬“日本精神”“复古神道”。“真渊排斥儒教和佛教的理由也在于这些外来思想使人们有了小聪明，由于它们教导人为的礼和制度，使人们丧失了‘雄壮之心’‘直心’。”贺茂真渊还在《国意考》中指责“儒道真是只能乱国”，本居宣长认为儒学使日本人变得“慧黠矫饰”，倡导以复古神道来重新唤起日本“大丈夫雄壮之心”。中国有个成语叫“数典忘祖”，日本学者和平民既未忘“典”更未忘“祖”，笃胤在《古道大意》中提醒国民：“为人必须知人之道，知人之道必须先知其父母祖先，于国体有所认识。知国体不可不知国家之始，天地开辟的由来，君臣的差别，人所常守之道的顺序，一切治天下之道皆全从此起。又知国家之始，天地开辟的由来，不可不读我国神典。神典者，《日本书纪》《古事记》开始，及其他我国古典之谓。”

可见，儒学不过是日本暂时披上的一件文化外衣，只要时机成熟他们随时都可轻易将它脱下，以换上另一套更新更好的文化外衣。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日本要迈向文明就得摆脱儒学对日本的禁锢，日本人不能再做“汉儒”的“精神奴隶”：“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就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觉得在日本文化荒芜匮乏的时候，移植华夏文化是一种不得已的正确选择，当人快要饿死时连糠麸也可以充饥，当能够弄到美食的时候就应马上倒掉这些糠麸，所以他在《脱亚论》中提出日本“脱亚入欧”的口号，在《文明论概略》中他形象地说：“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从前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如同把乡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务一样。她们在府第里必然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长，但活泼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变成一个不会管家务的无用的妇女。因为当时，还没有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务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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