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思果先生是写散文、做翻译的前辈文人，向来谦虚得不得了。我认识蔡先生多年，却非深交，也没有机缘深谈，他的书我倒读了不少。蔡先生真用功，独立修成渊博的学问。我总觉得他实在不必那么谦虚。他文章里有许多亲身体验出来的观点，都很独到，却只说出三五分。我想他一定忍得好辛苦。

最近蔡先生出了一本《功夫在诗外》；书中有篇文章谈散文的恶性欧化，说Virginia Woolf认为“散文容不得不纯净的文学成分（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impurities of Literature in an essay）”。蔡先生於是举了好多例子说明近代散文都有深受西方影响的痕迹，有的起了良性作用，有的起了恶性作用，他谈的是恶性的欧化。蔡先生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发现到处都用“一种”；他又看到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在台湾大学讲《语言问题》的纪录，竟也大用“一件”、“一门”、“一个”。蔡先生大感“惊异”。蔡先生文中引了这两位大师的原文和原话，病句确是不少。可是，蔡先生点到之后马上说：“我要赶紧声明，我对钱、赵两位大师，一向景仰佩服，这两部书的价值极高，我读了受益不浅。这种文字方面的小疵，不能掩书的大瑜。”蔡先生真是谦虚得近乎胆小；胆小得非常滑稽。大师又怎么样？教授又怎么样？真的不行为什么不能直说不行？蔡先生既然同意“散文容不得不纯净的文学成分”之说，他实在应该贯彻这个观点，应该藉这个观点证明钱穆和赵元任不够纯净的语文破坏了他们着书立说的内涵。蔡先生笔下那句“这种文字方面的小疵”，似乎也不符合他反对文字欧化的主张；改成“这些文字小疵”当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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