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中全会一万五千字的决议全文，围绕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阐释了党所规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在第四部分的“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里，《决议》说明“只有深深植根於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对於不太熟悉中共语言文字逻辑的香港人来说，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心中不会产生太大的恐惧和忧虑。我们都不是官僚，是人民老百姓，天天制造的历史自然是植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懂一点，经常逛商务、三联、中华，经常走进国货公司买东西，日日在继承；革命文化传统则比较陌生，重看一些大陆的样板戏影带，似也聊胜於无。香港跟世界关系密切，对各地文化吸之收之一百多年，今后当也不致萌生厌倦之意。因此，文化事业不难健康发展。

可是，《决议》接着的第十五条说：“繁荣文学艺术，首要任务是多出优秀作品。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是点晴之笔，却不容易理解。第一、文学艺术的优秀作品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没有这种意识和主题的作品是不是不可能优秀？第二、要贯彻鸣放方针，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推翻第一点要求，一味自鸣自放？第三、不可不跟主旋律，不可不看指挥棒，那又怎么多样化呢？

精神文明建设的口号曾经打击过不少文化人，过去如此，将来也会。汪曾祺先生有一篇文章为他的老师沈从文申冤，坚决认定沈从文是“一个爱国的作家”。文章说：“我们要建造精神文明，总得有个来源。如果抛弃传统的美德，从哪里去寻找精神文明的根系和土壤？”显然，跟许多认真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一样，汪先生倾向於用传统的意思去理解“精神文明”，不认为精神文明里的党性可以压倒一切。他说，“沈先生小说的一个贯串性的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把这个思想特别体现在一系列农村少女的形象里。他笔下的农村女孩子总是那样健康，那样纯真，那样聪明，那样美。他以为这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汪先生承认沈从文的民族品德重造思想也许有一点迂，但是，沈从文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对中国人是充满感情的。沈从文后来研究文物，对制造历代精美器物的劳动人民给予高度的讚美。汪先生於是说：“他在表述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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