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志摩民国九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有一段记他“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他说:郭沫若自己出来应门,手抱襁褓儿,跌足,穿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也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只记得他脸狭长。徐志摩接着形容郭沫若房子很小,陈设也乱,小孩羼杂其间,踤倒了要父亲抚慰,流鼻涕要父亲揩拭,都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是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坐定寒暄,成仿吾也下楼,主客都没什么话说:“沫若时含笑谛视,不识何意”,五时半辞去,“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说上次有郁达夫在,房子稍整洁,谈话较融洽云云。
我前两天居然在商务的旧书架上买到左舜生的《万竹楼随笔》,正是一九五七年我十五岁那年读过的版本,恍如隔世。左舜生说,“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几位,他比较喜欢郁达夫。郁达夫在小说《采石矶》中借黄仲则和洪稚存的口吻大大骂了戴东原一顿,虽说也在骂胡适,毕竟有艺术,比成仿吾高明多了。左舜生也认为徐志摩人最热情可爱,成仿吾那样谩骂“新月派”,他还是热心去和他们“打拢”。左舜生说:从徐志摩这段日记,也可看出达夫又是一种气象,“假定志摩达夫至今还在,志摩自然不会去喊‘毛泽东万岁’,就叫达夫去喊‘亲爱的钢’,大概也喊不出来的”。徐志摩说郭沫若当时虽然憔悴,却是“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彷彿暗示他将来必有出头之一日。旧式读书人果然注意一个人的面相;生逢乱世,难免更是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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