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日伊始，我们把轻薄的床垫抬到厚重的橡木桌子上，在宽敞的窗户前做爱，直至此举终显无谓。总有微风吹进房间带来四层楼下码头的气息。我不由自主地陷入幻想，造物的幻想，事后我们躺在巨大的桌面上，在那悠深的沉默里我微微听到它在又跑又抓。这是我头一回察觉，这声响让我不安，我想和西瑟尔说说才能放心。她没什么要说，她从不作抽象表述，也不评价环境，而是活在其中。我们望见海鸥在头顶上那方天空盘旋，或许它们一直都在高处看着我们，这才是我们的话题，对眼下稍作自娱的遐想。西瑟尔总是任由事情主宰自己，搅咖啡，做爱，听录音带，眺望窗外。她从不说诸如我很高兴，或是有点糊涂；我想做爱，或是不想；抑或我厌倦了家里的争吵，她永远不置可否，于是我只好独自忍受做爱时自己满脑子类似罪恶感的杂念，又在事后独自倾听它在寂静中窸窸窣窣。直到有天下午，西瑟尔小睡醒来，从床垫上抬起头说：“墙后面是什么声音在挠？”

我的朋友们远在伦敦，他们曾寄来痛心而深沉的信，他们还会干什么呢？他们算老几？他们这是干吗？他们和我一般大，十七八岁，可我假装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我寄回了明信片，告诉他们，我找到一张大桌子和一扇敞亮的窗。我很快乐，生活看起来很简单，我在做鳗鱼笼，找到人生目标真是太简单了。夏日绵绵，我没有再收到他们的来信。只有阿德里安来看我们，他是西瑟尔十岁的弟弟，他来是为了逃避破裂家庭的折磨：母亲反复无常的脾气；姐姐们没完没了的争弹钢琴；还有父亲偶尔难堪的到访。西瑟尔和阿德里安的父母在经历了二十七年婚姻并收获了六个孩子之后互相憎恶只能作罢，最终无法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父亲搬到几条街外的一家小旅馆，为的是离孩子们比较近。他是个业已赋闲的生意人，相貌好似格里高利·派克，乐天派，怀揣满腹有趣的挣钱计划。我以前常在酒吧里见到他。他不愿谈论本人的失业或是自己的婚姻，他也不介意我和她女儿同住在码头上面的屋子里，而是跟我大讲他在朝鲜战争的岁月；他跑国际业务时的情形；还有他那曾经营私舞弊的朋友而今却高高在上封了爵；后来有一天说到了奥斯河里的鳗鱼，河床上如何有成群的鳗鱼浮游，如果捉活的拿去伦敦卖能挣多少钱。我告诉他我在银行里有八十英镑，于是第二天我们买来了网、细绳、铁丝圈、还有一个旧的储水槽用来装鳗鱼。我用了之后的两个月来做鳗鱼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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