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卡利特里先生的缘故，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录下了一些关于利默里克的记忆，列出了一些街道、老师、神甫、邻居、朋友和商店的名单。

自从《床》那篇文章之后，我相信卡利特里先生班上的人看我的神情都变了。女孩们或许在窃窃私语，她们永远不会和一个在可能死过人的床上度过童年的人约会。后来，迈克·斯莫尔告诉我，她听说过那篇文章，它打动了班上那么多的男孩和女孩。我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但现在她想看那篇文章。看后，她两眼泪汪汪的，说：哦，我从来都不知道，哦，那一定很可怕，让我想起了狄更斯。我不知道怎么会让她想起狄更斯，他的作品总是结局很美好。

当然，我不会对迈克·斯莫尔说这些话，担心她可能以为我在和她争辩。而她可能会调转脚跟，回到美式橄榄球运动员鲍勃的身边。

现在，卡利特里先生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逆境、黑暗时刻、障碍的家庭生活方面的文章。虽然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母亲身上发生过一件值得写的事。

小块土地

战争爆发时，在爱尔兰，食物按定量分配。政府为贫困家庭提供了利默里克城外的一些地。每个家庭可以获得一英亩的十六分之一，将地清理之后，就可以种一些自已喜欢的蔬菜。

我父亲申请了罗斯布莱恩路边上的一块地，政府借给他一把铁锹和一个铁耙。他带着我和弟弟马拉奇一块儿干。我弟弟迈克尔看到铁锹，哭着也想去。可他只有四岁，只会帮倒忙。父亲说：嘘，我们从罗斯布莱恩回来给你带浆果。

我问父亲我可不可以拿铁锹。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罗斯布莱恩离利默里克有几英里的路程。马拉奇已经拿着铁耙出门了，但父亲把铁耙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因为他甩着铁耙，几乎要将别人的眼睛给敲掉。马拉奇哭了，父亲说让他在回家的路上拿铁耙。弟弟见到一条狗，很快就把铁耙忘了，拿了一根木棍逗那条狗。那条狗追着木棍跑了几英里，最后累得口吐白沫，爪子抓着木棍躺在路上看天。我们只得丢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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