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都柏林回来一年后,我们的老朋友艾琳·达尔伯格把我介绍给罗杰·古德曼,斯特伊弗桑特高中英语部主任。他问我是否对在乔·柯伦先生养病的一两个月期间接替他的班级感兴趣。斯特伊弗桑特据说是这座城市的顶级高中,高中里的哈佛,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校,詹姆斯·卡格尼的母校。孩子们一旦被这所学校录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就会向他们敞开大门。每年有三万名学生参加斯特伊弗桑特的入学考试,而学校只录取前七百名。
现在,我在一所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七百人之一的学校教课。
几个月后乔·柯伦归来,但罗杰·古德曼给了我一个永久职位。他说孩子们喜欢我,说我是位充满活力、可爱的老师,我的加入对英语部很重要。这些赞扬让我很尴尬,但是我说:好的,谢谢你。我向自己保证我只待两年。这座城市所有的老师都争着到斯特伊弗桑特高中工作,我却想离开教学岗位。在学校上完一天课后,你带着满脑子青春期孩子的噪音、他们的担忧和他们的梦想离开学校。这些东西会跟着你吃饭,跟着你看电影,跟着你洗澡,跟着你睡觉。
你努力将它们驱赶出去。走开!走开!我要看书,改作业。那是厄运临头的预兆。走开!
我想做一些属于成年人的事,一些有重要意义的事,比如:参加会议,对秘书发号施令,和富有魅力的人一起坐在红木大会议桌旁,坐飞机出席大会,在时髦酒吧里放松休息,和性感女人一起悄悄上床,在上床前和上床后用风趣幽默的枕边风逗她们开心,乘车到康涅狄格。
一九七一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的幻想在她甜蜜的现实面前渐渐消退。我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世上很舒适自在。每天早上,我喂玛吉喝奶,给她换尿布,在厨房水池里用温暖的肥皂水沾沾她的小屁股,抵制晨报(因为看报会消耗时间),在高峰期和上班族一起站在从布鲁克林开往曼哈顿的地铁上,沿着第十五街走到斯特伊弗桑特,从等待开门的学生中间挤到学校前门,推门进去,对门卫说声“早上好”,在计时钟前打卡上班,从信箱里拿出一摞作业,和打卡上班的老师说声“早上好”,打开空荡荡的教室(二〇五教室),用长杆推开窗户,坐下并俯视空空的课桌,在第一个班的学生进来之前放松几分钟,想着那天早上在厨房水池里咯咯笑的女儿,看着灰尘在透进教室的那缕阳光中跳舞,从抽屉里拿出考勤本摊在讲台上,擦掉黑板上昨晚成人夜校法语课的语法笔记,打开教室的门,对着一拥而入的第一个班的学生说“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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