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革命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话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实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来尽快到来——像童话中的情景,一夜之间就有新鲜的空气,有花园和森林,有崭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现;阳光、风和鲜花代替监狱、挨饿和难以承受的没有尽头的劳作;到处是愉快地创造财富的工人,被太阳晒得红黑的健康的农民,幸福的老人,快乐的儿童,永远追求着的艺术家……
这些希望让我快乐,不时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惧。虽然刚解放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平和的,但由于我出生在国民党将军家庭,使我总觉得有风暴会随时从不远处刮来。
我父亲王作凡毕业于黄埔陆军学校第五期,后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过。后出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将军衔,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五十七军解散,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高参,名分不错,但是闲职。父亲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民族内耗。淮海战役打响后,国防部以给他提升两级为条件,要他参战,他不去。他说,你们不用升我的官了,就这高参我都不想当了,我想解甲归田了。
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往台湾撤退时,父亲不愿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他说,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们这么多人挤飞机,我还去挤干什么。来通知他的军官揶揄地说,那给你一架专机行不行?父亲脾气暴烈,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声对那位军官说,不要说一架专机,就是给一艘航空母舰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亲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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