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黑人土著肢解一名白人传教士，白人暴众用私刑处死一名孤立无助的黑人，两者有何区别？回答：几乎没有区别，而且对受害者而言没有丝毫区别。无论有何理由、借口和动机，两者的基本行为机制是一样的。两种都是内群人对外群人的攻击。

进入这一课题时，我们一头扎进了难以维持客观态度的困境。理由一望而知：我们每个人都是某种内群体的成员，我们审视群体之间的冲突时，难免无意中站在了特定的立场上。然而无论如何，我写完这一章、你读完这一章之前，我们都必须跳出自己的群体，用火星人的眼光鸟瞰人类动物的战场，不带偏颇。这难以做到，所以我必须开宗明义清楚表明：我的任何一点意见都不能被理解为偏袒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或者暗示一群人必然比另一群人优越。

从冷峻的演化观点看，就可以说，如果两群人冲突，一群灭绝了另一群，胜者在生物学意义上就比败者成功。但如果从人类这个物种的观点来看问题，这种观点不再说得通，那是狭隘的观点。远见卓识的观点是，如果两个群体既竞争又和平相处，人类的成就定会大得多。

我们必须有这种开阔的视野。如果这种观点显而易见，那么我们去解释人的行为就要做大量费力的工作。我们不像鱼类那样大量产子，鱼类产卵一次就数以千计，但大多数鱼卵注定死亡，只有极少数能够存活。我们的生育不讲数量，而是讲质量，我们生育少，对子女万般宠爱，精心呵护，比其他动物照顾后代的时间长得多。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呕心沥血的照顾之后，把他们送去当炮灰，去被别人的子女手刃、枪击、烧死、炸死，岂不是太不合算——且不说太残忍。然而，在一百多年（1820—1945）的时间里，5 900多万的人在群体间的冲突中被杀戮。倘若凭人的智慧就一望而知，和平共生显然比杀戮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解释这难以解释的杀戮。我们把杀人说成是“野兽”的行为。倘若我们真能找到嗜杀的野兽，这样说就比较准确。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我们找不到这样的野兽。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难以解释的特性，这就是现代人与动物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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