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受抚”骗局的人很不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凡是接受“招抚”的就都属于背叛之列。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要作出正确的评判必须认真地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著名领袖，在“受抚”以后不久又重新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他们在湖北谷城和房县“受抚”的情况更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先来看张献忠“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受抚”以后，曾经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箚付，领取了一些粮饷。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触中他也尽可能遵守明朝官场的惯例。根据可靠记载，张献忠曾到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明湖北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跪拜如仪。但这些都属于表面的形式，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件文书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闯天七八股尽奔唐、邓间，距襄不二百里遥”，熊文灿等人“勉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张献忠却一味推托，“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献忠复投一揭，即欲连请七、八、九三月之粮，以养其一万一千之兵；如无粮则于湖广所属每府量给银二万以赡众口”，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上的往还，内心里却处处戒备，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在“受抚”的掩护下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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