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批斗活动从“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开始，并没有引起初中学生们的注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拉开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战争序幕的两次活动。直到《五一六通知》和《我的一张大字报》，才让数十万中学生变成了这场血腥斗争的急先锋。

最早出现红卫兵组织的是地处海淀区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八大学院的附中。西城区中最活跃的是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等，三十五中则在“文革”爆发之前是以篮球队取得北京市学生冠军而闻名的。大多数红卫兵组织都集中于干部子弟较集中的学校，当然大多都是高中生为主要的组织者。从“三论”到“老子英雄儿好汉”，短短几个月这些批斗活动让所有教育界都瘫痪了。从大学生到中学生，再到小学生，又传染到工人、干部以及社会其他群体。整个社会几乎都瘫痪了。

哥哥曾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虽然“文革”那年他已是北京化工学院大一的学生了，但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者还是在发动之前来找哥哥讨论。一群人在家中的院子里大声地争吵着，有的拿着《资本论》，有的举着《巴黎公社》，还有自己印刷的《湘江评论》，在他们的眼中，初中生也许就是毛孩子。确实，我并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干些什么，那时我和同学还沉醉于口袋里装有几毛钱，盘算着能到西单那些挂着“为人民服务”招牌的酸奶店去喝上一瓶酸奶，吃上几块西式蛋糕，美美地享受一下小资情调的好日子。

后来哥哥成了各大学联合组织的“第一司令部”的副司令，参与了三次组织红卫兵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和检阅的活动。我们家也成了各种组织活动的据点，不但北京的许多同学来我家聚会（包括非专为红卫兵运动的活动），其他地方的同学也会来我们家。后来他们就经常拉帮结伙到全国各地去串联，终止串联活活动后，就利用各种同学关系和火车免票机会继续跑来跑去。就连我也学会了用铁路部门的家属专用票，将作废的票用草酸洗去日期、地点，将其涂改成一张新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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