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沛纳海航海系列手表。我出生在一个“瑞士制造”是钟表工艺的代名词的时代里，可是我却为自己身上的意大利血统而感到自豪。我有一个直径为47毫米的超大型表壳，它用螺旋的方式固定在表身上。表身和表耳焊接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表壳上的杠杆锁定，让我能够潜入海底200米之深而不用担忧进水，而表面的夜光罗盘可以使佩戴我的人，在幽暗的水底世界依旧能够清晰地看见时间显示。虽然沛纳海作为一流的运动表闻名全球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但它超级帅气的表型，超级坚固的机身，还有绝对超前的潜水功能，早已让它享誉欧洲大陆，成为每一名意大利皇家海军最值得夸耀的拥有品。

当我还是一堆零件，散落在佛罗伦萨圣乔凡尼广场的一家钟表作坊的工作台上，等待着一个叫吉塞普的男人——他是沛纳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他把我组装成一只时尚而实用的腕表时，一场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场战争的烽火，把许多城市夷为平地，在许多张全家福照片上掏出了窟窿。可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春天的脚步，即使战争也不能。树木有自己求生的方法，总能在战火焚烧过的焦土中找到一线绿色通路。受了伤的城市在努力铲除着伤疤和死皮，新肉飞快地盖过了腐肉，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战前的那个样式，只是节奏快了许多。战争叫人懂得了耐心不再是美德，获取和行乐都需要及时。

就在我问世的那一年里，我的国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报纸上那张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倒挂在米兰洛雷托广场的尸体的照片，尤其是他右边脑壳上那个渗流着脑浆的伤口，还有她那个裸露在衣服之外，已经死了却还没有死透的腰肢和胸脯，依旧还是许多饭桌上的谈资。可是这桩新闻在行走了一年之后终于渐渐显露老态，长出了皱纹和寿斑，被一些更年轻的新闻所覆盖。那一年里最大的新闻当然是全民公投。在广播里旋风一样的声音的鼓动下，女人们来不及脱下油渍渍的围裙就跑到街上，用沾着橄榄油和果醋的手，第一次在一种叫作选票的纸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的每一个签名，都会把她们的国王，一个叫翁贝托二世的英俊男人，从王座上推得更远一点。其实她们对共和制的了解，并不比赛马的规则更详尽一些，她们只是忍不住想在男人们已经玩了几个世纪的政治游戏里，颤颤巍巍地湿一湿自己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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