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起，我躺倒了。而且又过了一日后，住进了里见先生的医院。病名据说是干性肋膜炎。既然患上了肋膜炎，纵是特特筹划的访华，也只得暂且宣告中止亦未可知。想到此，大觉心虚。我迅速致电大阪的报社，汇报住院的消息。于是报社的薄田氏回电道：“安心静养。”话虽如此，倘若在医院里住上它一两个月，报社方面肯定也很为难。接获薄田氏的回电，我虽然暂时放下了心，但一考虑到游记写作的任务，仍不由得心虚不已。

所幸在上海，除去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外，还有钟斯和西村贞吉等几位学生时代的友人。这些友人不顾繁忙之身，始终前来探视。而且我多少负着作家云云的虚名，托其福每每有些素昧平生的客人送来鲜花水果之类。眼下枕头边这不就陡然摞满了饼干罐子，颇难处置。（而这时前来济困扶危的，依然是我所敬爱的诸位贤友知己。诸君在我这病人看来，人人健谈得不可思议。）不唯辱承惠赐，最初素不相识的客人里，一来二往之间竟有二三人成了无所不言的知交。俳人四十起君即为其中一人，石黑政吉君也是一位，还有上海东方通信社的波多博君。

然而三十七度五分的热度却轻易不肯退去。由此看来，不安依旧是不安，每每青天白日的，竟会突兀地害怕起死来，坐卧不宁。我一心要摆脱这神经作用的作祟，白天将满铁井川氏及钟斯好意借我的二十来册洋文书籍，逐一读破。拉·莫特的短篇，蒂金斯的诗，翟理斯的评论，都是这一时期读的。而夜里——此事连里见大夫也不得而知，我因为过于担心不眠，每晚坚持不懈大吞安眠药。即便如此还是常常在天明之前就会醒来，百般无奈。好像是王次回的《疑雨集》中有“药饵无征怪梦频”之句。这并非诗人有疾，而是咏叹其细君重病的诗，但是用来吟咏当时的我，可谓字字不虚。“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床上，口中不知将这句子吟了多少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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