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罗马人并非对医疗和教育漠不关心，尤里乌斯·恺撒早在公元前45年就颁布了对于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的医生和教师，不问本人的出生地、民族和肤色，统统赐予罗马公民权的法律。拥有罗马公民权也就意味着被免除了行省税这项直接税。恺撒的想法是，通过免除直接税，让这些人从事医疗和教育来适当地回报社会。换作现代的日本，就是不管出生在日本还是韩国，或是美国、德国、印度，都赋予日本国籍，并且免除在日本的所得税，以此来吸引人才到日本从事医疗和教育事业。也就是说，通过给予优待措施来生成知识产业的自由市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促进水平的提高和费用的合理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国立医院和公立学校，而是出现无数的小规模诊所和私塾。从事医疗工作的地点应该是在供奉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殿附属的诊所，或者是在医生的私人住宅中。私塾方面则是在神殿、广场或会堂的一角提供教学场所，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恺撒广场就留存有似乎是出自中小学生手笔的涂鸦。

恺撒的这种制度在罗马帝国期间一直发挥着作用。我认为，始终坚持将医疗和教育委托给民间的这种方针正是罗马的社会福利费用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过重负担的重要原因。总之，罗马帝国因为始终奉行除了国家必须经手的事情之外一切委托给民间的方针，所以才实现了现代所谓的“小政府”。

但是这项制度之所以能够在罗马人当中固定下来，根本原因在于罗马人自身对教育和医疗的看法。

罗马人认为，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有意愿、资质和经济宽裕的人才应该接受的。如果奴隶有这种意愿和资质，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也有机会和主人的儿子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另外，在罗马社会中，接受教育的水平高低不会给出路带来影响。历代皇帝中没有一人曾经到当时的最高学府所在地——雅典或罗得岛留过学，不过这些皇帝却无一不热衷于在帝国的首都罗马修建国立图书馆。图书馆在当时本身就是研究所，同时，罗马的官方记录包括《元老院纪事》都是公开的，所以保存这些记录的“Tabularium”（意译为公文书馆），也可以称为研究机关。并且，富裕的家庭在子弟的教育投资上都不惜重金。如果在图书馆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能够为城里的孩子们提供教育的话，就可以享受免除直接税的优待。人们都乐于聚集到环境好的地方，帝国行省出身的有潜质的青年都纷纷涌向罗马，他们通过向罗马的孩子们提供教育可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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